【人文中心／中文系／文學院提供】中山大學文學院舉辦「世界共生與人文創新」之「院士」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蒞校，首場演講以「華語邊地文學研究：問題與方法」為題，從其過往的華語語系論述延伸，討論華語語系社群周遭的文學生產，並提出「華語邊地文學」此一概念，為廣義華語世界對於空間的新的思考方法。

「邊地」是國家領土接壤的地帶、敵友之間的交界，兼具內外、他者與我者、本土通向異邦，同時不只有政治、墾殖、族群、文化、經貿的匯集，也是想像時空的投射。在與「邊地」雷同的名詞中，「邊界」意味著具體與抽象的界線、國界，「邊疆」則是中原、帝國的視野。王德威院士以Borderland 來翻譯「邊地」，邊地也同時意味著特區、經濟區、自治區為名的，在同一主權下的「例外狀態」。然在中文語境中，「邊」與「地」皆有豐富涵義，「邊」有遠離也有靠近、接觸面、能動性等意思，「地」除了地質學外，也是人類萬物生長的場所，甚至可延伸為意志、心意、本質，這也顯示華語邊地研究的潛力在於歷史縱深的考察。

過往部分華語語系研究的堅壁清野，仍舊在區分軍事與政治、主權領土的劃分，對於廣袤大陸族群複雜的互動與少數民族的研究了解甚少。王院士說道，這好似一句話打發鐵板一塊的問題，難道少數民族沒有差異？作為文學與文化者，旨在打破國家作為分界，視華語地區為一無數的斷裂與分裂、合縱連橫的過程，不再是一個連續性的國家而是無數的國家與朝代。過往的華語語系研究缺少了元、清的非漢族、由少數民族統治的中國。華語語系應當觀看的是族群或族群以外的互動，而不是呼應對岸官方一體化的歷史觀。

因此，王德威院士提到了幾個話題予以反思，如：封控時期的上海是邊地嗎？邊地指的是小文學，還是少數民族文學？是漢族霸權？而較為敏感的問題是香港或台灣是邊地嗎？從這些問題的思考上，他提出了觀念架構、人間情況、情動與能動和批判思考等四組話題來充實華語邊地文學研究的內涵。但如此研究仍須面對跨學科研究的挑戰、生態與人文、族裔關係的複雜性及變動，以及語言、政教和歷史動因等政治因素。

接著，王院士以遲子建《白雪烏鴉》中檳城華人醫師伍連德到東北解決大鼠疫的故事，和創作於敏感時刻的萬瑪才旦《八隻羊》裡頭見著美國九一一事件的報紙，提示了「內與外」的概念；作為官方認可的藏族作家阿來在《瞻對》寫的是母系嘉戎族的故事，利格拉樂‧阿𡠄《祖靈遺忘的孩子》描繪外省老兵與原住民女子結合的後代，重新認同母系原住民文化的故事，是為「華夷之辨／華夷之變」；石舒清《地動》、吳明益《雲在兩千米》、紅柯《美麗奴羊》則講述了自然環境與人文互動中的「風土」。

在討論「人間情況」的概念的時候，王德威院士透過漢人之筆寫出少數民族的悲歌，以遲子建《喝湯的聲音》談論晚清中俄邊境江東六十四屯慘絕人寰的海蘭泡事件，以及舞鶴《餘生》論及賽德克族面對日本殖民的霧社事件，帶出兩者間「主權、殖民、反抗、自治」的思辨；「游離與皈依」的子題以排灣族作家伊苞《老鷹再見》來回臺灣大武山與西藏瑪旁雍錯湖的靈性思考，與回族作家張承志《心靈史》尋找哲合忍耶派的宗教邊地為例；書寫島嶼南方多族語言通譯陳耀昌《傀儡花》，與劉亮程書寫新疆古國裡民間捎話人的《捎話》是為「文化交涉與傳譯」。

在討論交流中，中山大學外文系張錦忠教授提問「台灣文學的邊地在哪裡呢？」王院士則回覆，台灣文學作為一個國家文學來建構的同時不需要排除邊地想像，決定邊地在哪裡不僅僅是國家來想像。邊地研究並不是一個去政治化的研究，反而是高度政治化的，不只是一分為二選邊站的思考，而是透過邊地研究保持對於政治的警覺性。他說道，當台灣文學走向世界，走進的大多是第一世界，不諱言更是以英語為主，我們很難想像台灣文學被翻譯為一個少數的語言，這也是必須反省的，「因此，我們不能沒有邊地意識。」

（公共事務組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