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I與EMI 外籍教師中文授課經驗談
【教發中心提供】為提供反思及精進EMI更多元的角度，國立中山大學雙語教育資源中心舉辦「跨語言教學：非中文母語者的中文教學實踐與反思」教師社群分享會，邀請中山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謝薇娜（Severina Angelova Balabanova）、顧永光（Joern Peter Grundmann）、哲學所教授宋灝（Mathias Obert）、助理教授高長空（Héctor GONZÁLEZ CASTAÑO）等四位外籍教師發表，以不同角度出發，分享以中文教學的應對辦法或遭遇的困境，並以此與EMI教學做比較。
謝薇娜以「西方文化與文學在台灣的教學實踐」為題，將中文授課的挑戰歸納至三個面向：術語的翻譯與定義、外文文獻的參考與閱讀、文化隔閡。雖然一般人將文化隔閡視為障礙，但她自己則視其為優勢。謝薇娜說明，非中文母語教師的挑戰在於將自己的文化背景轉化為臺灣學生能夠理解的形式，漢學文獻不一定都有中文，有時也需要自行翻譯給學生閱讀。她強調精準翻譯術語的重要性，翻譯時需整理術語背後的知識與文化脈絡，而翻譯的過程也是教學的過程。以文藝理論概念「崇高」為例，翻譯也包含知識內容的轉譯，要盡量說得簡要、強調概念的重要特徵，並讓學生思考、連結自身文化脈絡中的案例。
顧永光則以「我在臺灣的教育經驗」為題分享。儘管身為德國人，但他並不認為自己在進行「跨語言教學」，從求學到教學，他始終都身處中文的語境，並沒有「跨語言」的發生。至於漢學教材方面，由於許多都是英文文本，他發現臺灣的學生，甚至碩、博士生都不愛看，所以只好自己做英文摘要放到簡報上，唸給學生聽並翻譯，試著將青銅銘文的例子給具體化。他表示，「我教學生讀懂這些古代文獻的方式，就是要讓他們知道這些不是他們的語言」，以青銅銘文為例，古人的語言和世界觀都與現代中文很不同，即使是母語者也無法輕易讀懂，「當時的人對正義、德的概念不同」。顧永光主張教學時需採用陌生化，也就是讓學生打破對一個概念理所當然的認知，「不管是哪個詞或哪個概念，都要讓學生思考為何如此理解、文章的文化脈絡有何意義」。
宋灝的演講題目為「我的語言是我的世界」。他認為，每一種語言都代表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若為求國際交流而獨尊英語，將錯失認識不同世界觀的機會，「在舊東德還有許多人讀俄羅斯漢學，與我們所熟悉的英美漢學不同」。而在哲學界，英語也不是重要的語言，反而是德語、法語、日語，使用英語做研究可能讓成果變得無聊、單一化。教學方面，由於歐陸哲學以德、法語為主，學習門檻高，因此宋灝常年採中文授課，以確保學生收獲，若要在所裡推行英語授課，不只會導致教學品質降低，也可能犧牲原有的特色，對於長遠發展恐非好事。他表示，一種語言與相對應的文化脈絡，乃至一個人的情緒與肢體動作內在相關，以學生熟悉的語言教授課程才能更好地將其帶入哲學思考脈絡中。
以「論PPT如何幫助我跨語言教學，最終卻成為我老大」為題，高長空分享在臺灣幾年的教學反思歷程。他說明，一開始對自己的中文沒自信，怕學生不好理解，因此盡量在簡報製作上投注更多心力，但發現結果是學生上課時多盯著螢幕而少了師生交流，學生不必花費太多心力就能大致理解概念，最終過度仰賴簡報。由此他開始思考教學的本質，不應只是將老師腦中的內容轉達給學生，因為人工智慧或維基百科可以做得更好。他分析自己用中文教哲學的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內在價值方面，他主張應該要能給予學生母語中不會出現的東西，並讓學生付出額外的努力來跟老師交流，讓他們認清自以為簡單的內容其實沒那麼容易理解，進而去思考在使用熟悉的母語時不會思考的艱難問題。外在價值方面，高長空以自身經驗舉例，通曉德語、法語的他能接觸到不同語境的哲學辯論，甚至將外語文獻翻譯來嘉惠他人，這就是外在價值的一種體現。
參加分享會的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生理學科副教授蔡克勵比較外籍教師的CMI（中文作為授課媒介）與本國教師的EMI，表示對四位講者而言，實行CMI是以第二語言（L2）授課，但其中文程度相當好，且其學生的母語（L1）也多為中文；然而實行EMI時，對本國教師與學生來說，都是第二語言（L2），且英語能力程度不一，此外對於知識的傳遞，語言因素的影響在人文學科高，在理工醫學較低，因此要同時提升專業與英語能力實屬挑戰。
討論交流中，參與者和講者分析，如果以漢學角度分析中國文史哲作品，則EMI授課有其意義，並非像一般媒體報導「用英文教中文」的誤解。畢竟「漢學」本質上就是以西方視角研究中國文明，主流漢學著作本來都是英文，所以 EAP（學術英文）作為漢學的學術語言有其必要和意義。中山大學副教務長歐淑珍表示，112學年度下學期起，中山將開始推動其他外語學習，不侷限於英語，盼能滿足師生對知識與學習的追求，達到真正的國際化校園。
（公共事務組編修）
謝薇娜以「西方文化與文學在台灣的教學實踐」為題，將中文授課的挑戰歸納至三個面向：術語的翻譯與定義、外文文獻的參考與閱讀、文化隔閡。雖然一般人將文化隔閡視為障礙，但她自己則視其為優勢。謝薇娜說明，非中文母語教師的挑戰在於將自己的文化背景轉化為臺灣學生能夠理解的形式，漢學文獻不一定都有中文，有時也需要自行翻譯給學生閱讀。她強調精準翻譯術語的重要性，翻譯時需整理術語背後的知識與文化脈絡，而翻譯的過程也是教學的過程。以文藝理論概念「崇高」為例，翻譯也包含知識內容的轉譯，要盡量說得簡要、強調概念的重要特徵，並讓學生思考、連結自身文化脈絡中的案例。
顧永光則以「我在臺灣的教育經驗」為題分享。儘管身為德國人，但他並不認為自己在進行「跨語言教學」，從求學到教學，他始終都身處中文的語境，並沒有「跨語言」的發生。至於漢學教材方面，由於許多都是英文文本，他發現臺灣的學生，甚至碩、博士生都不愛看，所以只好自己做英文摘要放到簡報上，唸給學生聽並翻譯，試著將青銅銘文的例子給具體化。他表示，「我教學生讀懂這些古代文獻的方式，就是要讓他們知道這些不是他們的語言」，以青銅銘文為例，古人的語言和世界觀都與現代中文很不同，即使是母語者也無法輕易讀懂，「當時的人對正義、德的概念不同」。顧永光主張教學時需採用陌生化，也就是讓學生打破對一個概念理所當然的認知，「不管是哪個詞或哪個概念，都要讓學生思考為何如此理解、文章的文化脈絡有何意義」。
宋灝的演講題目為「我的語言是我的世界」。他認為，每一種語言都代表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若為求國際交流而獨尊英語，將錯失認識不同世界觀的機會，「在舊東德還有許多人讀俄羅斯漢學，與我們所熟悉的英美漢學不同」。而在哲學界，英語也不是重要的語言，反而是德語、法語、日語，使用英語做研究可能讓成果變得無聊、單一化。教學方面，由於歐陸哲學以德、法語為主，學習門檻高，因此宋灝常年採中文授課，以確保學生收獲，若要在所裡推行英語授課，不只會導致教學品質降低，也可能犧牲原有的特色，對於長遠發展恐非好事。他表示，一種語言與相對應的文化脈絡，乃至一個人的情緒與肢體動作內在相關，以學生熟悉的語言教授課程才能更好地將其帶入哲學思考脈絡中。
以「論PPT如何幫助我跨語言教學，最終卻成為我老大」為題，高長空分享在臺灣幾年的教學反思歷程。他說明，一開始對自己的中文沒自信，怕學生不好理解，因此盡量在簡報製作上投注更多心力，但發現結果是學生上課時多盯著螢幕而少了師生交流，學生不必花費太多心力就能大致理解概念，最終過度仰賴簡報。由此他開始思考教學的本質，不應只是將老師腦中的內容轉達給學生，因為人工智慧或維基百科可以做得更好。他分析自己用中文教哲學的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內在價值方面，他主張應該要能給予學生母語中不會出現的東西，並讓學生付出額外的努力來跟老師交流，讓他們認清自以為簡單的內容其實沒那麼容易理解，進而去思考在使用熟悉的母語時不會思考的艱難問題。外在價值方面，高長空以自身經驗舉例，通曉德語、法語的他能接觸到不同語境的哲學辯論，甚至將外語文獻翻譯來嘉惠他人，這就是外在價值的一種體現。
參加分享會的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生理學科副教授蔡克勵比較外籍教師的CMI（中文作為授課媒介）與本國教師的EMI，表示對四位講者而言，實行CMI是以第二語言（L2）授課，但其中文程度相當好，且其學生的母語（L1）也多為中文；然而實行EMI時，對本國教師與學生來說，都是第二語言（L2），且英語能力程度不一，此外對於知識的傳遞，語言因素的影響在人文學科高，在理工醫學較低，因此要同時提升專業與英語能力實屬挑戰。
討論交流中，參與者和講者分析，如果以漢學角度分析中國文史哲作品，則EMI授課有其意義，並非像一般媒體報導「用英文教中文」的誤解。畢竟「漢學」本質上就是以西方視角研究中國文明，主流漢學著作本來都是英文，所以 EAP（學術英文）作為漢學的學術語言有其必要和意義。中山大學副教務長歐淑珍表示，112學年度下學期起，中山將開始推動其他外語學習，不侷限於英語，盼能滿足師生對知識與學習的追求，達到真正的國際化校園。
（公共事務組編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