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中文系提供】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與中文系邀請台灣綜合大學系統總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蒞校演講「我的老師余英時先生」，講述史學泰斗余英時先生的學思歷程與治學門徑。王汎森以余英時常提及的「用力得當」，勉勵學生讀書時全神貫注；他說余英時讀書或寫文章時經常徹夜不眠，其他時間則可多面向發展與探索，而非將所有時間花在讀書上。王汎森強調，余英時曾指王國維真正用力於學問前後不過二十年，而所成如此之大，全是因為「用力得當」。余英時對東西方學問與著作涉獵甚廣，並培育許多著名史學家，影響深遠。

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於1987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師從余英時先生。王汎森憶及，凡是看到余英時閱讀時，均極為專心，好像整個世界就剩下他一個人。余英時認為在讀書的時候就全神貫注地讀，而不是全部的時間都在讀書，應當「用力得當」，這就是他的治學要訣。王汎森指出，余英時雖然主要研究中國學問，但也非常重視西方著作，對話範圍相當寬廣，使得他的想像力非常高遠，從他成名的文章都能看得出這種特質。

王汎森闡述，余英時學思歷程中有三個重要的關鍵時期。首先，是余英時在北平的學生時期。他是一種「複合性」思想，左派與右派的思潮同時並置（compartmentalized），在胡適提倡的自由主義、民主思想和馬克思主義之間不斷拉鋸。余英時於此時期將胡適的著作讀得滾瓜爛熟，對他往後的思想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第二個關鍵時期，是1949年末。余英時到香港探望父母，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火車突然故障。此時余英時的內心十分掙扎，因為若離開香港，就可能再也見不到父母；最終，他決定留在香港就讀新亞書院，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在香港五年半期間，余英時成為活躍的文化青年，出版六本書和許多文章，總計約一百萬字。若仔細閱讀這些著作便能發現，內容皆與先前在政治上的困惑有關。王汎森認為，從北京到香港的這個轉折，使余英時擺脫左右思潮的雙方拉鋸，成為自由、民主思想堅定的信仰者。

第三個關鍵時期，則是余英時在新亞研究所畢業後，到美國哈佛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師從漢學大師楊聯陞，使余英時從一個文化人變成學術人。王汎森表示，余英時對自由民主和西方文化的堅持，受胡適影響；對歷史與文化的宏觀論斷，可見到錢穆的影響；而做學問極為精細的結構，則受楊聯陞影響。

雖哲人日已遠，但通過王汎森的講述分享親炙大師風範的寶貴經驗，中山師生猶如上了一堂余英時的課一般，瞭解余英時的學思歷程與治學要訣。王汎森認為，余英時的生平與著述體現了十九世紀一位英國作家所說的「筆比劍更有力量」，余英時便是用一枝筆寫出一個世界。

（公共事務組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