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超級大國民》到《大濛》 中文系「青聽文學」以電影重探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
從《超級大國民》到《大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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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超級大國民》到《大濛》
【中文系提供】國立中山大學「共學實踐計畫-文學有路之用II:菜市仔踅街」開設「青聽文學」課程,攜手高雄文學館、大專院校轉型正義與人權教育:南臺灣行動與實踐,以及臺南國際人權藝術節,邀請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李淑君,以電影《超級大國民》、《大濛》為切入點,探討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的生命經驗,重新思考歷史記憶、世代傳承與轉型正義的實踐。
「青聽文學」本學期以三大主軸交織課程,其中「轉型正義的反思」帶領學生直面歷史傷痕與記憶政治。此次講座由高醫大李淑君主講,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新惠與談,透過兩部電影的敘事與影像語言,探討白色恐怖留下的歷史創傷,以及臺灣社會如何重新面對過去,讓受難者的生命經驗獲得理解與正視。
李淑君指出,《超級大國民》與《大濛》具有相互對照的意義,兩部電影皆以「霧」作為重要象徵,映照歷史真相遭到遮蔽、受難者身分難以辨認,以及臺灣社會長期難以正視過去的處境。《超級大國民》透過「霧散了,景物終於清晰,但是為什麼都含著眼淚」的字卡,呈現臺灣歷史難以言說的困境,其中「霧」也象徵歷史遺物與記憶的遮蔽;《大濛》則藉由雲霧與土地的意象,描繪懷抱理想、卻未能親眼見證理想實現便遭逢罹難的政治受難者。
從導演創作脈絡來看,萬仁與陳玉勳雖處於不同的電影創作風格與時代背景,卻同樣以影像回應臺灣社會的政治與歷史。萬仁在臺灣新電影浪潮及後續發展中,透過作品呈現臺灣政治與社會的複雜性;擅長喜劇的陳玉勳,則習慣以通俗、貼近大眾的敘事方式,帶出作品背後的政治意涵。
萬仁執導的《超級大國民》以政治受難者許毅生為主角,描述他出獄多年後,仍試圖尋找昔日難友陳政一的埋葬地點。電影創作背景也與1990年代六張犁亂葬崗逐漸受到社會關注的歷史相互呼應,透過尋找親人遺骸的過程,呈現政治受難者家屬長年承受的失落與煎熬。李淑君指出,白色恐怖造成的傷害並不會隨著刑期結束而終止,受難者及其家庭往往在往後歲月中,持續面對親人離散、生活困頓與社會隔絕等處境。
她也從人物的身體動作與生活細節,分析電影如何呈現政治迫害留下的深層創傷。例如,許毅生從夢中驚醒後不斷繞圈,呼應政治受難者在狹小囚室中反覆踱步的生活;出獄後面對女兒遞來的拖鞋,卻顯得陌生而不知所措,則映照長年離家造成的親情隔閡。這些細膩的影像安排,讓觀眾理解政治迫害不只剝奪個人的自由,也可能使受難者即使重返家庭,仍難以重新融入原有生活。
相較於《超級大國民》主要從男性政治受難者的經驗出發,並透過家屬的生命故事延伸至女性受難者的處境,陳玉勳的《大濛》則藉由阿月與趙公道等角色,呈現不同族群與生命背景的人物如何在歷史暴力中相遇。阿月的故事連結雲林農民相關案件,趙公道則代表外省族群,兩人因尋找遺體、處理身後事而產生交集,也呈現白色恐怖受難者並不因省籍而有所區分的歷史事實。
李淑君進一步從《大濛》中尋找遺體、無力負擔安葬費用,以及透過富裕人家的樂隊完成哀悼等情節,探討哀悼與歷史創傷之間的關係。她指出,未能完成的哀悼,可能使人陷入憂鬱、自我封閉與退縮;而兩部電影共同觸及的核心,正是如何透過哀悼,讓傷痛獲得理解與承認。《大濛》所呈現的受難者群像,直到1990年代才逐漸進入社會視野,也提醒當代社會必須真正凝視他者的生命與面容,才能聽見並看見曾經發生的事情,讓受難者不再只是歷史中的抽象群體,而是具有具體生命經驗的個體。
白色恐怖的創傷也不應僅被理解為政治受難者個人的遭遇,家屬同樣是歷史暴力的承受者。政治迫害可能造成夫妻與親子離散、親人失蹤,甚至使家庭長期籠罩在恐懼與沉默之中。李淑君強調,若要完整理解歷史創傷,就必須將視角從政治受難者延伸至家人,讓過去較少受到關注的生命經驗,也能進入公共討論。
課程亦從電影敘事延伸至白色恐怖的政治背景,探討冷戰、國共內戰與威權統治如何共同形塑當時的社會氛圍。透過國家敵人的建構,與執政者立場不同的人可能被貼上政治標籤,進而遭受逮捕、審訊、判刑與監控。這套制度不僅傷害直接遭到逮捕的人,也透過告密、檢舉與彼此猜疑,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及社會關係。
談及加害責任,李淑君提醒,不能以單一標準看待所有涉入迫害的人。決策者、從體制中獲利者、命令執行者,以及在高壓環境下被迫配合的人,所處位置與應負責任並不相同。然而,理解制度如何運作,也不代表可以忽略個人的行為與責任。唯有釐清不同層次的權力關係,才能更完整理解威權統治的形成,以及政治暴力如何透過制度持續運作。
她也指出,轉型正義不只是追究加害者責任,更包括釐清歷史真相、辨認受難者身分,以及重新檢視社會中仍然存在的威權象徵。唯有讓受難者的經歷被看見,使過往遭到壓抑的記憶重新進入公共討論,社會才能逐步理解歷史創傷,並深化對轉型正義的認識。
討論進一步回到當代社會與年輕世代。李淑君表示,白色恐怖留下的影響不一定只存在於歷史檔案或紀念場所,也可能延續在日常生活對政治的恐懼、對公共事務的疏離,以及認為自己不必參與政治的觀念。當政治參與被簡化為選舉時的選擇,民主便可能逐漸淪為消費式的決定,失去對公共責任與歷史經驗的深刻理解。
活動最後,李淑君與林新惠及現場聽眾交流,回應電影情節、白色恐怖歷史背景與政治受難者生命經驗等提問,進一步說明歷史記憶的複雜性。理解歷史不能只停留在特定年代的劃分,更需要考察法律制度、政治監控與社會生活如何相互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如何延續至今。
從《超級大國民》到《大濛》,電影讓曾經遭到遮蔽的歷史重新浮現,也讓觀眾看見歷史不只是過去發生的事件,更是持續影響當代社會的共同課題。當霧逐漸散去,真相或許得以慢慢清晰,但理解歷史、承認傷痛與實踐轉型正義,仍有賴社會持續投入。透過電影與公共對話,重新凝視受難者的生命經驗,才能在記憶與反省之中,思考如何建立更成熟的民主社會。
(公共事務組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