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學大陸所教授林德昌

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 （高雄市）

筆者近日獲邀參加美國國際志願行動委員會論壇，會議期間獲悉台灣爭取成為世衛大會觀察員再度失利。雖然由於美日投票支持，國內咸認為此次已獲相當的突破；但對於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未支持台灣，此一結果實值得警惕與憂心。

一百卅多個第三世界國家對北京的支持，事實上凸顯了我國對外政策的盲點。過去數十年來，台灣的外交政策一直是重質不重量；一方面積極發展與美、日和歐洲等西方國家關係；另一方面，卻忽略了第三世界國家。雖然邦交國數目並不必然重要，但在國際組織的投票中，第三世界國家經常可以展現出集體的力量，如不結盟國家和七七集團等皆是。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自一九五三年以來，即不斷對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經援。除了著眼於兩岸間外交競逐外，絕大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在美國的譴責中共違反人權等議題上，也都與北京站在同一陣線。

近幾年來，隨著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以及民主的深化，我國對外政策主軸，一直環繞在對自由民主與人權價值的宣傳。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普世價值的推動，雖有助於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但卻未能引起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共鳴。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經濟貧窮落後、政治專制獨裁，社會貧富差距更是日益加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對立，使得統治者對民主與人權，多採取鄙視的態度。再加上我國對外政策長期忽略培養與第三世界國家關係。此一疏漏，使得台灣在一九九○年代推動重返聯合國以及加入世衛組織等事件上，付出了相當慘痛的挫折與代價。

我國對自由民主與人權外交的推動，雖能獲得西方國家認同，但在國際政治經濟現實面的衝擊下，這些國家多僅能基於道德情義，對我國處境表示同情。在國際組織的議案討論與投票過程中，「一個中國」殘酷的政治現實，也促使這些西方國家採取支持北京的立場。更甚者，對於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而言，除非與台灣建立正式邦交，否則他們並不會認同我國的民主人權外交。此次世衛大會的投票結果，即顯示了此一發展模式。

面對此一困境，並非代表台灣重返國際社會，永遠無望。只要我們能重新且正確的建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則人權外交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議題，並非絕對衝突。而解決此一迷思的關鍵，則在於人權概念的正確詮釋。

一般而言，人們多將人權僅僅解讀為一種政治和市民的權利，並把人權與民主劃上等號。這種傳統的人權概念，重視人們本身所擁有與能夠運用的權利，但對於許多弱勢團體，難道就沒有人權嗎？因此，這種對人權的解釋，實過於褊狹。事實上，對於一個缺乏民主的國家，以及極度貧窮的社會，亦隱含重要的人權概念。此人權概念，主張凡受到天災或戰亂影響的災民或難民，亦皆有獲得外來援助的人權。這種人權概念的解讀，不但強調一個人目前所未擁有的權利，而且也同時具有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實際意涵。事實上，第三世界國家人民所面臨的經濟與社會困境，不但是人權問題，同時也關係到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過程。而由於發展本身就是一種對人類自由與人權的追求，這讓台灣在思考拓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時，在人權和發展議題上產生了連結點。

近幾年來，台灣的對外經援政策，已逐漸由傳統的政府間互動，轉向強調在社會之間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以協助解決第三世界國家人民面臨的發展困境。近年來我國政府和民間組織，對戰後伊拉克社區重建的參與和人道物資的援助，以及許多其他非政府組織在第三世界國家所進行的教育、醫療和微額貸款等計畫，不但提升了當地人民對人權的認知以及生活水準的改善，也成為我國推動人權外交的具體表現。

如果台灣的許多民間組織都能積極協助第三世界國家的醫療、愛滋病防治，以及公共衛生的強化等，這些項目正是世衛組織所重視的議題，此必然有助於獲得第三世界國家對台灣申請加入世衛的支持。筆者近幾年來曾在許多相同的國際場合中，遇到來自中南美洲、南亞和非洲等地區的民間非政府組織人士，多數皆期望能與台灣民間社會建立中長期的合作發展關係。對台灣的政府與民間而言，此不但有助於真正建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關係，同時亦可確實反映我國推動人權外交的真諦。

2004-05-22╱聯合報╱第15版╱民意論壇╱林德昌╱中山大學大陸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