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中心／中文系／文學院提供】中山大學文學院「世界共生與人文創新」院士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進行系列主題演講，並舉辦《危機時代的知識分子》精讀會及座談會。現場作者王德威院士也與清大哲學所楊儒賓院士、中研院歐美所王智明研究員、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莫加南、羅景文、助理教授賴佩暄進行與談討論。

王德威院士提到，這部去年底甫出版的作品最初為2019年他在政大羅家倫漢學講座的演講稿，是介乎嚴謹學術論述與個人隨筆間的著作。書裡頭所提及的人物陳寅恪、唐君毅、胡適、胡風、殷海光、洪耀勳皆是當代華語思想大家，王德威自謙在思想方面並非本行，但在不滿於當代體制的學科分工，他試圖將個人關懷融入文學研究，以文學、文本為出發點進行敘述，處理歷史的問題。

「危機時代」來自於德國歷史學家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Critique and Crisis》 這本書。Crisis 和Critique 源於同個希臘文字根，危機也意味著批判的時刻。過往從啟蒙到世紀末的「歷史終結」論，但歷史並沒有終結，我們現在也看到了從新冠疫情、烏俄戰爭、以巴戰爭到近期國會的紛亂，危機仍在眼前。在書中，他藉由數學裡的「拓撲學」開展這些人物的縱橫交錯的關係，並以薩伊德《知識分子論》中「運用語言說出真話的作者」的定義，以及魯迅「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之語，作為貫穿人物群體的索引。

書中以隱微寫作、自由主義與存在主義為三大主題。王德威院士從余英時偶然間在燕京大學發現陳寅恪的《論再生緣》與唐君毅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針對《水滸傳》的評論談起，陳、唐兩位史學與思想大家體現出知識分子在變革中的「隱微寫作」是面對時代挑戰的回應。在自由主義的辯證中，引胡適《容忍與自由》：「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相對於此在五四大旗下，帶有主觀戰鬥精神的胡風，在面對自由主義或中共文藝路線皆有其反省與批判，但諷刺地卻在反右運動下被打成右派，是為一左翼自由的時代悖論。再到橫跨兩代與兩地的台灣哲學家洪耀勳，其於1948年回到台灣擔任台大哲學系系主任後力保系內左翼教職員，並提及殷海光的「沒有顏色的思想」為例，強調了自由與存在主義間兩者的辯證關係。另外，王院士提及在書中的另一個主軸是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包括陳寅恪與汪籛兩人最後的決裂，以及殷海光教出了左統立場的郭松棻，和縱橫情慾的自然書寫作家孟東籬，讓人看見歷史的微妙之處。

與談時，賴佩暄教授提及危機時刻的知識分子，同時也可能是知識分子的危機時刻，在他們身上體現文學不只可以作為思想，還可以行動。在一個「後魯迅時代」，所面對的非理性抉擇與行動都是一種對於判斷力的召喚，王院士則回應其看重的是文學「中介性」，即如何介入歷史與思想的過程。莫加南教授接續討論，提到「文學不只是一種文藝風潮，而是感覺結構」，在洪耀勳一章則提醒了，台灣的現代主義不是只有文學形式（現代詩、現代小說），也有內在的哲學內涵。王德威回應，殷海光雖著重於科學、實證，但其文藝面向在於未放棄對內在自由的思考，並不是一位徹底的實證論者。羅景文教授則側重王院士在書中對於理論的運用與精彩的敘事筆法，並以沈從文讀《史記》體會的事功與有情兩個面向，提及了院士的寫作體現了文的不可測的力量與隱藏的制約與壓迫。

座談會上，楊儒賓教授以書中橫跨兩岸，且同時與台灣非常密切的胡適與魯迅談起，提及民國影響當代中國的三個思潮：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文化傳統主義。現今要回顧中國現代化的脈絡是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而有趣的是在明代紹興地區出現了一代儒者王陽明，在數百年後有了魯迅，而數百年前的王陽明在《傳習錄》中也敞開了關於「惡」的問題，或許在中華歷史上早已有反抗思想的傳統在紹興地區傳承。王智明研究員則另闢蹊徑，從與院士的初識，到《歷史與怪獸》的閱讀，體認到在危機時刻裡，文不是一個技術，同時也是一個運數的問題。這本書也同時可與錢理群的《1948：天地玄黃》、楊儒賓《多少蓬萊舊事》對讀，彼此是交集也不是交集，從歷史的罡風、文與思的勾連、思與信的時代，在文與政之間的交織，思考自由主義如何幫台灣理解當下處境與台灣的存在。

（公共事務組編修）